我是汉成帝：王氏对决 第139章 召集三王
这一年总算是过去了，春节过后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年。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刘骜也给自己制定了新的计划。
王凤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又领尚书事，导致了他权利过盛。如今刘骜最想做的事，便是夺去王凤领尚书事的权利。
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，武帝时被分离出来，用于限制外朝权利，加强中央集权。此时的尚书自然不像后世尚书那样分工明确，权利也没有后来的六部尚书那么大，但作为中枢机构，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王凤当然不会轻易就将这个权利交出来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刘骜又必须要下一番功夫。
如今在长安，刘骜所能信任的人，便是“三王”了，也就是丞相王商，京兆尹王尊，以及司隶校尉王章。
如今刘骜便是要依靠这“三王”与王氏集团进行斗争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这些人竟然都是姓王。
丞相王商掌握诸多权利，在明处直接与王凤针锋相对，形成制肘。如今也需要一个人在暗处，互相配合。
司隶校尉官职虽然是在九卿及三辅之下，但在朝会之时，司隶校尉是与他们并列。
司隶校尉本就负责监察京畿三辅的官员，不管是皇室宗亲，还是三公列侯，都在他的监察范围之内。
如今刘骜又将中都官狱吏归于司隶校尉麾下。这些中都官狱吏，常年审讯罪犯，早已练就了一身本领。如何对罪犯用刑，如何逼供，想必没有比他们更清楚的了。只要将这张牌打好，肯定能收到奇效。
王章是刘骜一手提拔上来的人，也是刘骜第一个信任的人。王章的家，刘骜去过多次，对于王章的情况，刘骜了解的非常清楚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刘骜还是非常认可王章的为人。
这几年，刘骜也没有让王章锋芒太露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王章是刘骜的亲信，但似乎又没有很强的存在感。王章被征为谏大夫之后，三年都没有升过官，直到最近王尊升任京兆尹之后，才接替了司隶校尉这个职位。
王章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，办事的能力并不差，如今将他放在司隶校尉的位置，也是让他发挥才能的时候。
自从朱博处决王立之后，王凤就变得非常谨慎，处处提防，让刘骜难于找到机会下手。
刘骜已经不能再等了，没有机会，就得创造机会！
随后刘骜便将三王召集过来，将这些事情与他们商议。
他们见刘骜把他们一起叫来，也是十分意外，不过他们也知道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与他们商议。
刘骜见他们都来齐之后，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道：“朕欲将王凤领尚书事的权力收回，诸位可有良策？”
王商见刘骜这么说，立马便露出了喜色。尚书设立之初，本就是为了限制外朝丞相的权力，这一点，可是让王商束手无策。如今刘骜即然有意从王凤手里夺回这权力，最受益的，莫过于王商了。所以王商当即回道：“陛下即有此意，臣定会竭尽全力。明日朝会之上，臣便提出此事，逼迫他交还此项权力。”
王尊与王章也知道，此事决不会这么简单，试问有谁能够抵挡权利的诱惑？
刘骜见他们一言不发，也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。刘骜在他们到来之前，也是想了很久，所以此时刘骜说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王凤绝不会这么轻易折服，朕有自己的想法，叫你们来，就是让你们一起参详。”
最后，刘骜便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们。刘骜的想法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便是调查他的过往以及他身边的人，从中找突破口。如今王氏有那么多人，总有人会有问题。
每年年底，都会考核官员的功绩。此时对官员的考核，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逐渐形成了以《上计律》，《考功课吏法》为核心的考绩制度。
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：一是纵向的，中央考核郡、国，郡、国考核县，县考核乡、里、亭，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考核，称为“上计”制度；二是横向的，是中央各部门，地方的郡、国、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。
汉律还规定“吏坐受赇枉法，皆弃市”，且子孙三世“皆禁锢不得为吏”。武帝颁布的《监御史九条》和《刺史诏六条》，正式把“吏不廉，背公向私”和“阿附豪强，进行贿赂”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，以后历代相沿。
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，就是初创于汉代。当时实行“三互法”，其内容规定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，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，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，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，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。
同时，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，到了武帝时归纳为“见知故纵之法”，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，上对下、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，实行责任追究。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。对赃官之贪行，刺史、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，如果失职，也要受到惩处。
趁着这次机会，刘骜准备公开进行一次反腐的活动，明面上以监察百官做掩饰，然后暗自去收集王氏的不法之事。
从王凤身上找不到突破口，当然就要从他身边的人入手。王章如今看起来干劲很足，直接说道：“此法可行，臣愿担此重任，为陛下分忧。”
刘骜见王章这么积极，主动请求去做这事，心中有点欣慰。毕竟刘骜原本的计划，便也是让他去做。王尊如今任京兆尹，自身的事也比较多，也难以顾及这些事。而且他曾经还受到王凤的恩惠，让他去做这事，也有点不方便。
王商与王尊，也觉得这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。
刘骜见他们都同意，便与他们商议了一些细节方面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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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刘骜也给自己制定了新的计划。
王凤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又领尚书事，导致了他权利过盛。如今刘骜最想做的事，便是夺去王凤领尚书事的权利。
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，武帝时被分离出来，用于限制外朝权利，加强中央集权。此时的尚书自然不像后世尚书那样分工明确，权利也没有后来的六部尚书那么大，但作为中枢机构，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王凤当然不会轻易就将这个权利交出来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刘骜又必须要下一番功夫。
如今在长安，刘骜所能信任的人，便是“三王”了，也就是丞相王商，京兆尹王尊，以及司隶校尉王章。
如今刘骜便是要依靠这“三王”与王氏集团进行斗争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这些人竟然都是姓王。
丞相王商掌握诸多权利，在明处直接与王凤针锋相对，形成制肘。如今也需要一个人在暗处，互相配合。
司隶校尉官职虽然是在九卿及三辅之下，但在朝会之时，司隶校尉是与他们并列。
司隶校尉本就负责监察京畿三辅的官员，不管是皇室宗亲，还是三公列侯，都在他的监察范围之内。
如今刘骜又将中都官狱吏归于司隶校尉麾下。这些中都官狱吏，常年审讯罪犯，早已练就了一身本领。如何对罪犯用刑，如何逼供，想必没有比他们更清楚的了。只要将这张牌打好，肯定能收到奇效。
王章是刘骜一手提拔上来的人，也是刘骜第一个信任的人。王章的家，刘骜去过多次，对于王章的情况，刘骜了解的非常清楚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刘骜还是非常认可王章的为人。
这几年，刘骜也没有让王章锋芒太露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王章是刘骜的亲信，但似乎又没有很强的存在感。王章被征为谏大夫之后，三年都没有升过官，直到最近王尊升任京兆尹之后，才接替了司隶校尉这个职位。
王章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，办事的能力并不差，如今将他放在司隶校尉的位置，也是让他发挥才能的时候。
自从朱博处决王立之后，王凤就变得非常谨慎，处处提防，让刘骜难于找到机会下手。
刘骜已经不能再等了，没有机会，就得创造机会！
随后刘骜便将三王召集过来，将这些事情与他们商议。
他们见刘骜把他们一起叫来，也是十分意外，不过他们也知道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与他们商议。
刘骜见他们都来齐之后，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道：“朕欲将王凤领尚书事的权力收回，诸位可有良策？”
王商见刘骜这么说，立马便露出了喜色。尚书设立之初，本就是为了限制外朝丞相的权力，这一点，可是让王商束手无策。如今刘骜即然有意从王凤手里夺回这权力，最受益的，莫过于王商了。所以王商当即回道：“陛下即有此意，臣定会竭尽全力。明日朝会之上，臣便提出此事，逼迫他交还此项权力。”
王尊与王章也知道，此事决不会这么简单，试问有谁能够抵挡权利的诱惑？
刘骜见他们一言不发，也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。刘骜在他们到来之前，也是想了很久，所以此时刘骜说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王凤绝不会这么轻易折服，朕有自己的想法，叫你们来，就是让你们一起参详。”
最后，刘骜便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们。刘骜的想法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便是调查他的过往以及他身边的人，从中找突破口。如今王氏有那么多人，总有人会有问题。
每年年底，都会考核官员的功绩。此时对官员的考核，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逐渐形成了以《上计律》，《考功课吏法》为核心的考绩制度。
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：一是纵向的，中央考核郡、国，郡、国考核县，县考核乡、里、亭，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考核，称为“上计”制度；二是横向的，是中央各部门，地方的郡、国、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。
汉律还规定“吏坐受赇枉法，皆弃市”，且子孙三世“皆禁锢不得为吏”。武帝颁布的《监御史九条》和《刺史诏六条》，正式把“吏不廉，背公向私”和“阿附豪强，进行贿赂”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，以后历代相沿。
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，就是初创于汉代。当时实行“三互法”，其内容规定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，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，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，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，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。
同时，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，到了武帝时归纳为“见知故纵之法”，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，上对下、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，实行责任追究。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。对赃官之贪行，刺史、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，如果失职，也要受到惩处。
趁着这次机会，刘骜准备公开进行一次反腐的活动，明面上以监察百官做掩饰，然后暗自去收集王氏的不法之事。
从王凤身上找不到突破口，当然就要从他身边的人入手。王章如今看起来干劲很足，直接说道：“此法可行，臣愿担此重任，为陛下分忧。”
刘骜见王章这么积极，主动请求去做这事，心中有点欣慰。毕竟刘骜原本的计划，便也是让他去做。王尊如今任京兆尹，自身的事也比较多，也难以顾及这些事。而且他曾经还受到王凤的恩惠，让他去做这事，也有点不方便。
王商与王尊，也觉得这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。
刘骜见他们都同意，便与他们商议了一些细节方面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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